【翻译公司】翻译学 translation studies;transiatology
英文对应词translatology为法国学者戈芬(Goffin)于1971年提出,常为加纳、德国、丹麦等过学者使用。1972年霍姆斯(Holmes)发表“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提出translation studies为学名,遂被广泛接受。中外学者半个世纪以来,批评了单纯重经验、重技术的观念,提高了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意识,对翻译理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进行了多视角、多层面和多学科的探讨,对学科系统的建构做了多元的尝试。杨自俭(2008)对翻译学作这样界定:翻译学以翻译全过程(包括客观世界【自然、社会、思维】、原文作者、原文、原文读者、译者、翻译过程、译文、译文读者)以及翻译史、译论史与方法论为研究对象,既重视理论的普遍性研究,也重视理论的普遍性研究,也重视理论的应用型(包括翻译实践、翻译批评与人才培养)研究,是一门独立的、开放性的、综合型的人文社会科学。翻译学的学科有广狭两个系统,前者叫学科制度系统,包括学科深层理念、学科规范体系、学科管理与法律系统;后者就是学科规范体系,按据实践远近和抽象程度高低此体系一次包括元理论、翻译哲学、译学理论、策略系统、方法技巧五个子系统
我国近代文论中已有“译学”一词。1927年9月,执教翻译课程的蒋翼振编著的《翻译学通论》在上海问世。书中,蒋的“翻译学底我的定义”为:用乙国的文字或语言去叙述甲的文总或语言去叙述甲国的文字或语言;更将两国或两国以上底学术作个比较研究,求两系或两系以上文明的化合,这个学术,叫作翻译学。从这段话可见,蒋不单单把翻译看成是语言文字的转换,而且也是两国或两国以上不同文化的相互借鉴和融合。(方梦之,2007)他的观点实属远见卓识。此后,我国学者不断对译学问题进行探索,如艾伟1929年发表的《译学问题商榷》,吴曙天1932年编辑出版的《论翻译》,林语堂1933年发表的《论翻译》以及杨镇华的专著《翻译研究》和黄嘉德编的《翻译论集》等都论及了翻译和翻译学的重要理论问题,代表了中国二三十年代翻译理论的研究水平。(陈福康,2000)董秋斯1951年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中认为“翻译是一种科学”,提出了理论建设的基础(方针):正确的科学方法;广泛的调查(考察各种语文的构造、特点和发展法则;各学科的内容和表现方式;各时代和各国家的翻译经验);深入的研究。规划了翻译研究的目标(写成《中国翻译史》和《中国翻译学》两部大书。)此文标志着我国译学建设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赵元任1968年在台湾大学的一次演讲,叫“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也曾提到“翻译学”:“眼前的翻译学的状态只能算是在有些正式学问里所谓尚未系统化的阶段,换言之,里头说的还是些半调子未成熟的观念,美其名曰presystematic stage 而已 ......”1971年台湾张振玉出版了《译学概论》。可见我国对“翻译学”或“译学”的议论由来已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