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的危机与现状

  翻译是跨文体文化活动的桥梁，也是阅读与接受的中介。尤其是文学翻译，人们赋予其更高的审美要求和语言技巧。傅雷、朱生豪、叶君健、李霁野等大家的翻译作品影响了几代人的阅读。翻译实质上是一门艺术，一种创造。赋予西方文学著作以中文之美，弥补语言差异所带来的理解缝隙，无疑是文学翻译者所追求的一种境界。

  当下的翻译热潮，虽然在量上面成倍增加，精品却寥寥无几。在每年译介的上千种外国文学作品中，粗制滥造、仿制抄袭的，总是占有一定比例。翻译者不但对西方语境缺乏了解，而且汉语写作的水平也不高，双重的缺陷造成了翻译文本的苍白干涩，味同嚼蜡。有的翻译者为了速成，干脆将不同的译本，拼凑粘贴，改头换面，形成一本文体风格驳杂混乱的译著。

  优秀的翻译家从事的是创造语言的事业，他们的翻译作品有一种无以言传的神韵，而当下的翻译明显带有机械复制时代的烙印，难以进入读者的心灵。翻译虽然不具有原创性，但是，它所实现的是一种视界的融合、理解的贯通、精神的契合。那些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生硬肢解的翻译作品不但给读者带来重重阅读障碍，而且也造成了语言的灾难、文学的灾难。伽达默尔说：“只要语言上的塑造使应表达出的内容意义达到了表达，那么所产生的便是所有文学作品间的一种深层的共同性。”(《真理与方法》)糟糕的翻译作品不仅是原作的扭曲，而且也是对文学那种内在共同性的一种毁坏。

  文学翻译的本质是文学。以损耗文学性为代价所制造的语言沟通是无意义的。如果一部作品不能给读者以文学享受和审美愉悦，注定是一部失败的翻译作品。从接受学的角度看，文学翻译作品应当有一个高于普通创作的准入标准。因为人们对翻译作品的青睐，往往是由其本土语言文本所制造的影响力决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们对翻译水平的鉴别和选择。翻译作品依赖其“后发优势”占领了图书市场和读者的阅读视野，这种功利因素使当下的翻译者顾不上精雕细刻，苦吟细斟。

  网友们对译林版《魔戒》的指责是出于阅读的不顺畅：翻译存在前后名词不一致、错漏、概念理解错误、风格不符等等。英国翻译学家泰特勒强调“译文必须含有原文中所有的流利。”流利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奢侈的要求，但是，对于文学翻译来说，却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说，还是卞之琳的“以似求信”，无论是傅雷的“神似”，还是钱钟书的“化境”论，都包含了对流利的追求。成熟的翻译作品如行云流水，浑然一体，自然舒畅。这不仅仅是语言装饰的结果，更是心灵呼应的必然。文学的力量表现在它能够突破语言的界限、地域的界限和时代的界限。这就要求翻译家凭借娴熟的语言技巧和天才般的艺术灵性去推开异域文学家的心灵之门。

  当下的不少翻译作品为什么难以卒读呢?除了语言功夫的欠缺和文学底蕴的不足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翻译作品出版流程加快，过分迎合读者趣味，盲目进行炒作，在急功近利的出版商的催促下，翻译者难以平静地、缓慢地、不受干扰地从事语言耕耘。阻碍翻译文学“流利”的表现不仅仅是用词不当、语句不通、行文不流畅、逻辑紊乱、常识性错误等表层问题，其内在的原因在于译著心境的轻浮。快餐式的文化消费观破坏了传统的阅读模式，写作呈现泡沫化倾向，翻译文学也随之失重。文学翻译的交流、影响、接受、传播功能被商业目的异化，成为另外一种畸形的文字繁殖。渡边淳一、村上春树等通俗性、流行性作品的泛滥证明了这一点。过于强烈的利益诉求造成了翻译图书市场无序、混乱。

  唐《义疏》曰：“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由此可见，理解是翻译文学的关键。要想使读者理解，首先要译者理解。译者不能把一知半解甚至是误解强加给读者。精彩的译作来自译者的读懂、读透。阅读功夫和语言功底一样重要。在大众对英语的掌握程度迅速提高的今天，翻译作品如果仅仅停留在语言翻版的层面上，显然已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事实证明，忠实原作是一回事，生吞活剥是另外一回事。鲁迅先生所强调的“硬译”，是为了保全原作的背景气氛，以体现异域文化的原汁原味。这恰恰需要更深邃的文化眼光和更灵活的思维转换。翻译的过程，既是语言转换的过程，又是中西文化吸收消化的过程，这说明文学翻译是急躁不得的。否则，浮躁的情绪和骚动心态会无从掩饰地跃于纸上。小心谨慎的翻译者越来越少，文字加工的诸多环节被省略掉了。这些粗糙的翻译作品在把关不严的出版社的催动上，批量上市，让人不堪头疼。

  虽然伟大的作品不会因为翻译而失去其伟大，正如博尔赫斯所言，“具有不朽的禀赋的作品却经得起印刷错误考验，经得起近似的译本的考验，也经得起漫不经心的阅读和不理解，它不会失去其实质精神。”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外文原作是易碎品，粗暴的翻译之手会将其陶瓷般的美丽打个粉碎。当然，译者的文化修养和艺术感觉不是一天造就的。大翻译家也不会像森林一样茂密。但是，读者完全有权力拒绝倒人胃口的“洋垃圾”。